史蒂芬罗奇中国中央计划的结束

史蒂芬·罗奇：中国中央计划的结束

中国实际上正在摆脱单一的增长目标值思维。如今政府强调三个宏观经济目标：创就业、稳价格和促GDP增长；这给了中国及其决策者极大的腾挪空间来应对当前的增长减速。与大部分西方观察者不同，中国官员的思维要开放得多

“现在难道不正是中国放弃增长目标的机会吗？”这是我在日前举行的中国发展论坛第十五届年会上，向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提出的问题。　　去年11月举行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，公布了中国的新改革方案，强调市场力量在决定中国下一阶段经济发展中起到“决定性作用”，我的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。

在提问之前，我先讲述了在制定中国主要经济目标时，目标值和预测之间的内在矛盾。目标值体现了早已过时的中央计划紧箍咒，而预测则与基于市场的结果更一致。目标值让人想到权力无边的国家指导增长机器——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实现预先确定的数字。　　尽管听起来可能像是钻牛角尖，但继续以目标值来作为经济目标传递出的信号是坚决明确的指导，这与政府的市场导向意图相悖。取消目标值这一概念难道不会传递出强有力得多的信号？中国彻底摆脱中央计划的痕迹难道不正逢其时？　　楼继伟的回答是：“这是个很好的问题。”他接着说，中国实际上正在摆脱单一的增长目标值思维.如今政府强调三个宏观经济目标：创就业、稳价格和促GDP增长。而正如李克强总理最近向全国人大提交的年度工作报告中所表明的，上述三个目标是按优先级顺序排列的，即GDP增长是其中优先级最低的目标。　　这给了中国及其决策者极大的腾挪空间来应对当前的增长减速。与大部分西方观察者不同，中国官员的思维要开放得多。他们较少关注GDP增长本身，而更多地关注产出增量中的劳动力成本。　　考虑到中国经济已经抵达结构转型的关键门槛——期待已久的向服务领导型增长动态的转变，这一点尤其重要。服务业目前已经在中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，服务部门的单位产出所需的劳动力，比制造业和建筑业加起来还要多近30%。在日益由服务业领导、趋于劳动密集型的经济中，中国经济管理者可以更坦然地面对GDP减速。　　去年是很好的例子。2013年伊始，中国政府宣布计划新增1000万个城市就业岗位。事实上，中国经济新吸纳了1310万工人——尽管GDP“只”扩张了7.7%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中国能在GDP增长7.5%的情况下实现就业目标，决策者就不必恐慌，也无需祭出重型反周期武器。　　其实在今年的中国发展论坛上，许多部门的高级官员都传递了这一信号：经济减速，有；重大政策应对，没有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强调了这一点。他指出，央行不追求单一目标。相反，央行根据“多目标函数”制定货币政策，“多目标”包括价格稳定、就业、GDP增长以及外部收支平衡等，而最后一个目标体现了央行控制货币政策的权威。　　周小川强调，诀窍在于一一确定上述多目标政策函数中四个目标的权重。他坦承，因为需要将更多的精力放在金融稳定上，确定权重这一问题大大复杂化了。　　所有这些都使得中国与其增长奇迹的头30年截然不同。自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开始改革以来，对中央计划的数字目标值的关注一直在减少。国家计委也转变为国家发改委，此外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经济管理者成功地在各领域一一彻底取消了苏联式的计划。但计划和总增长目标值仍然存在，而权力无边的发改委仍紧紧掌握着控制权。　　现在，这样的日子要结束了。新的改革“领导小组”正在使发改委边缘化，而中国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最高决策者——楼继伟和周小川——即将迈出市场经济长征的最后一步。他们两人都对增长目标做出了灵活的解读，这意味着他们和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决策者站在了同一个阵营。计划现在成了目标设定的练习。自此，中国经济波动及其所隐含的政策应对需要以这种方式来考虑。　　作者为耶鲁大学教员、摩根士丹利前亚洲主席

莎普爱思滴眼液

莎普爱思滴眼液

莎普爱思滴眼液